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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對六四的回憶和反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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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一晃30年過去了,六四發生當年我在北京上中學,被父母關在家裡足足一個月。他們支持民主自由運動,只是不想讓我出危險。

 我在五月中曾經騎單車到天安門廣場參與了一下,當時廣場人山人海,空氣中都是人肉味兒。我愛民主,但是更愛衛生LOL,而且我心愛的飛鴿牌自行車那次還被撞傷了,當時的自行車對我來說就如同今天的汽車,出門必備的代步工具,所以我好心疼。加上家裡停水,炎熱的天氣不能洗澡,滿頭油膩的我也不好意思再出門,樂得宅在家裡不用上學。

但是我們都渴望聽到「前線」的最新消息。正好附近人民大學有學生自發組織的廣播站,我就每晚趴在窗戶上聽大學生的廣播來了解情況。

大人們對六四什麼態度?沈默寡言的老爸對共產黨一向反感,鎮壓後,鄰居蕭大爺說六四是老百姓起哄架秧子給架起來的。對此,老爸只是說:未來歷史會給六四一個正確的評價。

所以儘管六四期間,我就生活在北京海淀區——高等學府聚集的地方,也沒有看到血腥屠殺場面。也許這樣更好吧,否則我恐怕會留下創傷後遺症了。

在我心目中,六四一直都是中國人爭取民主自由的象徵。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,我發現事情並沒有我想像的那麼簡單。很多親歷者的回憶,讓我漸漸看清了這個歷史事件的更多面目。

這樣說可能會引起海外民運的反感,但是我不想因為怕得罪大多數就不講真話。

在加拿大國際廣播網站上的《如果沒有六四,中國是否會順利完成民主轉型?加拿大華裔學者談六四(2)》這篇文章裡,曾經在中國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工作的賴小剛說,據他的觀察,每當學生們想回校上課的時候,總會有一些事情刺激他們,于是他們又上街了。「就像拍皮球一樣,」皮球快要彈不起來的時候總有人在拍它。他說,三十年來,他一直在想這件事,但並沒有找到答案,也沒有資源去做專門的調查。但是他問過很多人,他們也有同樣的感覺。

2012年,賴小剛在胡佛研究所偶遇當年的學生領袖之一封從德,向他提出了這個問題。封回答說,確實有人在「拍皮球」。他認為是李鵬派系的人,目的是取代趙紫陽派系。當然他也沒有根據。

賴小剛的一個熟人對六四非常反感,因為他認為六四改變了整個國家的節奏,使中國失去了一個完成民主轉型的機會。賴小剛說,這個觀點有一定道理,因為六四前和六四后的中國是不一樣的。六四后整個政治氣氛從開放轉為壓抑。但是他還是不能同意這位熟人的看法。

屠殺已經發生了,也許歷史就是這麼安排的,也讓世人看清了中共的血腥本質(但老布什仍然表面譴責背後和中共合作實在令人匪夷所思)。我們不能去埋怨受害者,也無法當事後諸葛亮,但是看來這種認為六四讓中國失去了民主轉型機會的想法的確存在。

外行看熱鬧、內行看門道。外行人看到的是學生民主運動,內行人知道還有中共不同派系的權鬥在裡面。具有諷刺意味的是:導致胡耀邦下臺的原因竟然是學生上街。

據《紐約時報》儲百亮6月3日的文章《前軍官談「六四」:派軍隊清場,就不好再出牌了》,前《解放軍報》記者江林首次打破沉默,在《紐約時報》公開講敘她在天安門學生運動和「六四」血腥鎮壓中的親身經歷。

她說:「那時候我對學生上街不以為然,不是很贊成,為什麼呢,因為胡耀邦下臺就是因為第一次反對自由化,那個時候就是學生上街,導致胡耀邦下臺。所以我記得我那個時候在總後開會討論,我說,像胡耀邦、趙紫陽這樣的人,是共產黨僅存的非常優秀的、有開放意識的領導人。49年以後不停地搞政治運動,然後又文革,大浪淘沙不斷地淘共產黨的幹部,很多人在運動中死去了。他們能夠活著,而且具有開放的意識,這種領導人非常少了,應該保護他們,跟他們配合而不是反對他們。我說最後的結果把他們弄下臺,胡耀邦在1987年時就是這樣的。」

另據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治祕書鮑彤日前接受法廣採訪披露,時任總書記趙紫陽出國訪問後,鄧小平將鮑彤排除在政治局常委會議之外,篡改趙紫陽在政治局常委的決定,把本來即將結束的學生運動定性為「動亂」,激怒了學生,導致事態進一步惡化。

六四鎮壓的前因後果也許還無法肯定,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:六四屠殺後,中國再也不一樣了。那種對國家的未來充滿希望、民主自由……一切都是可能的希望破滅了。六四鎮壓前連我老媽都敢寫張標語「打倒李鵬」上街,鎮壓後電視裡天天揭批「暴徒」、通緝學生領袖,給我印象深刻的是通緝令把吾爾開希描述成「水蛇腰」,讓我對什麼叫水蛇腰很是納悶了一陣。的老百姓對中共也幻滅了,但是又不得不生存下去,於是只好麻木自己。

歷史的真實何時能呈現在我們面前?大概只有神知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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